1960年冬天，东南前线的一场军以上干部会议间隙，有人悄悄打量着角落里那位个子不高、说话带着浓重河南口音的上将。别人在屋里吞云吐雾，他却只端着茶缸，一口酒不见，一点烟味也没有。熟悉他早年经历的人却知道，眼前这位“滴烟不沾”的许世友，年轻时烟喝得凶，酒也喝得狠，而他和韩先楚之间那场“茅台打赌”配资股市，恰恰把这两样都连在了一起。
这一幕如果和几十年前战火中的日夜对比，就更有反差感了。抽烟、喝酒，本是旧军人生涯里的两样“顶门杠”。可有意思的是，许世友后来的名声里，只剩酒，没有烟。烟去哪儿了？得从抗美援朝说起，也得从他的秘书孙洪宪说起。
许世友不抽烟，这件事在广州军区是常识。真正见证他“确实不抽”的，却是1973年底刚调来的年轻秘书。那一年，许世友已经年过花甲，军衔是上将，职务是广州军区司令员，身经百战，性子却一点没“磨平”，在机关里仍旧是出了名的“火爆司令”。
一、从“怕挨骂的秘书”说起
1973年12月29日，广州天气还带着一点闷热。临近中午，一个26岁不到的山东小伙提着简单行李走进留园7号大门，他叫孙洪宪，原本准备回烟台老家结婚，车票和礼品都买齐了，却临时接到调令，被任命为许世友的秘书。
一路送行的战友嘴上挂着一句“保重啊”，说得半真半玩笑，可这几句话偏偏在孙洪宪心里扎了根。当时关于许世友的传言，在部队里铺天盖地——骂人、打人、脾气大，还动辄“动手”。虽然多半是以讹传讹，但年轻军官难免有点打鼓，心里总在犯嘀咕：要是惹得这位上将一不高兴，会不会真挨顿揍？
到了留园7号，许世友不在，倒是先见到了从南京军区跟来的老秘书马寿生。简单寒暄几句之后，马寿生很快开门见山，把许世友的脾气、习惯掰碎了说。
他笑着叮嘱一句：“跟许司令说话，不用装。”又补上一句，“别看他板着脸，人挺幽默，生活也不讲究。错是要批评的，不过他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不记仇。最讨厌的就是装懂。”
话说到这份上，孙洪宪心里倒稍微踏实一点。可还没等完全放松，院子里就传来车发动机的声音，紧接着是熟悉的军靴踏地声，一步一步，沉而有力。
门推开，一个身材不高、微微发福的老人跨了进来。剔得干净的胡子根在脸上泛出青色，眼睛锐利，气场压得屋里瞬间安静下来。孙洪宪立正、敬礼，一板一眼，许世友抬手还礼，随手把军帽往桌上一放，抬眼问道：“哪儿人？”
短短几句对话，山东口音一撞上河南口音，在屋里转了几圈。许世友听到“烟台海阳”，眼睛明显一亮，话锋马上转到胶东战场，村庄名、地形、当年的对敌情况，一件件从记忆里翻出来。他说到激动处，还抬手比划，仿佛那片海风裹着硝烟的黄土地就在眼前。
有意思的是，这种“唠叨式回忆”，恰恰是许世友看重一个人的信号。他若真不待见谁，多半懒得多说一句。聊到一半，他忽然把话题一转，开始打量孙洪宪的文化、年龄、婚事，还顺嘴损上两句：“年纪轻轻就惦记娶媳妇，没出息。”说完话，人上楼去了，留下一脸疑惑的孙洪宪。
马寿生看他愣在原地，憋着笑告诉他：“这就算过关了。许司令不爱搭理的人，客客气气说两句就完了，能跟你聊半天，还得亏你是山东的。”听到这儿，孙洪宪才明白，原来自己被选中，当初就是被报上去的第一个名字，许世友听了两句情况，直接一句“就他”，再没要第二个候选人。
就这样，这个原本打算回家完婚的年轻军官，从那天起成了许世友的“贴身办事人”，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也从一桩小事里，见识了许世友和韩先楚那场“赌酒戒烟”的故事。
二、地道里的八支烟，一瓶茅台的赌约
再过几天，就是1974年的元旦。那天中午，机关工作告一段落，办公室里只剩孙洪宪一人。他心里一松，从兜里摸出一包烟，点上，夹在指间慢慢抽。窗外阳光透过树叶投进来，屋里安静，只剩翻纸声和轻微的咳嗽声。
这一口烟还没享受多久，楼道里突然响起熟悉的脚步。孙洪宪心头一紧，手一抖，连忙把没抽完的烟往抽屉里一塞，匆忙关上。门刚合上，“咔嗒”一声，许世友推门进来了。
他一进门，鼻子轻轻一皱，屋子里残存的烟味立刻钻进他嗅觉里。简单交代了几句工作，他并不急着走，而是背着手在屋里慢慢来回踱步。孙洪宪紧绷着神经，眼神却忍不住往抽屉上飘。
许世友突然停下脚步，看了他一眼，语气半真半玩笑：“胖子，还不把烟拿出来？想把老子的桌子烧了？”
这句话一落地，屋里紧张气氛登时散了一大半。孙洪宪赶紧拉开抽屉，把烟按灭，规规矩矩站直，等着被批评。出乎意料的是，许世友非但没数落他，反而拉起椅子坐下，摆摆手说：“抽烟不是啥见不得人的事，真想抽，在外面光明正大抽，别跟做贼似的。”
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目光略微一收，“我以前抽得比你狠多了，一天好几包。”
这句话倒把孙洪宪听愣了。在他印象里，许司令从来不抽烟，怎会“烟瘾很大”？许世友看出了他的疑惑，干脆把话往前推到抗美援朝战场。
1951年前后，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的指挥所经常设在山体地道里，日夜灯光昏黄，空气浑浊。除了紧张的作战时间，指挥员和参谋一窝蜂挤在狭窄空间，既闷又压抑，很多人都靠抽烟解闷儿。那会儿的许世友，身为军级领导干部，却一点没养成“克制”的习惯，反而越抽越凶。
他形容当时情景很直白：指挥部忙完，枪声哑火的一刹那，地道里就冒出一片火星。有人一口一支，他却能一口气点着八根——六根叼嘴里，两根插鼻孔，一包烟两下就见底。那种抽法，既有当年“草莽气”，也有长年血战留下的那股“拼命劲”。
也正因为如此，韩先楚看在眼里，忍不住摇头。有一次休整间隙，两人凑在简陋桌旁看地图，烟雾缭绕。韩先楚忍不住说了一句：“老许，你这样抽下去，不用敌人打，身体先垮。”
许世友不以为然，嘴里含着烟头笑骂：“打仗还能怕几口烟？”
韩先楚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忽然来了个变招：“这样吧，你要是能把烟戒了，我请你喝茅台。”
那时候志愿军前线条件艰苦，战士嘴里的“好酒”，大多还是从国内送来的少量高粱酒，真正的茅台，在前线是极难喝到的。许世友爱酒，这在部队里不是什么秘密。韩先楚抓得很准，把“酒”搬上赌桌，是知道对方心里那根弦。
有人回忆，两人当时并未搞什么正式仪式，只是略带调侃地互相看了一眼。许世友一拍桌子：“戒就戒，烟放这儿，不抽不就完了。”话音粗糙，却透着股倔劲。自那天起，他竟真把烟扔下，再没点着过一支。
多年之后，他在广州跟孙洪宪提起那次赌约，脸上仍带几分得意：“那顿茅台喝得值，赢得也有意义。”一瓶酒，换来几十年烟瘾的“清零”，这样的交易，对许世友这种人来说，算得过。
有意思的是，这场赌约里，烟彻底退出了他的生活，酒却越走越近。从战争走向和平，烟在他身上成了过去式，酒却陪他走完了后半生。
三、“旋风将军”和“火爆司令”的惺惺相惜
说到那场赌约，离不开韩先楚这个人。后世提起“军中两霸”这句话，多半会想到一个是许世友，另一个就是韩先楚。两人出身相近，脾气火辣，打起仗来不要命，却又各有特点。
韩先楚1913年出生在湖北黄安（今红安），家境极贫。小时候给人放牛、讨饭、做短工，苦日子吃了个遍。12岁那年，他父亲好不容易咬牙送他去私塾读了一年书，这点文化底子，后来在部队里反倒成了一份“优势”。
1929年前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形势紧张，黄安一带的贫苦青年受革命宣传影响，开始思考穷苦出路。16岁时，韩先楚已经隐约意识到，“穷人的命，不在自己手里”，于是鼓动村里十几个小伙一起参加游击队。他带头报名，结果一来就被安排进孝感一带的武装。
那会儿的游击武装，装备简陋，人也稚嫩。他们面对的对手，却是当地土豪劣绅豢养的红枪会。红枪会不仅迷信重重，自称“刀枪不入”，还经常在乡间横行，把不少百姓吓得不轻。一些刚入伍的青年，心里多多少少会被这种“邪门传说”影响。
一次夜战中，游击队奉命袭击红枪会。队伍刚冲到近前，敌人的枪声就密集地打了过来，有几名年轻队员被吓得腿软，刚往前跨出两步，又转身往回跑。子弹在身边呼啸，空气中满是火药味。
韩先楚端起步枪，大声吼了一句：“我们是革命队伍，不能死在这帮龟孙的枪下！”紧接着，一口气打出几发子弹，接连撂倒几个敌人。他顺势又喊：“谁说他们刀枪不入？冲！”
领头人这一声喊，对临阵犹豫的年轻人刺激很大。有人趁势从红枪会手里夺下枪，局面瞬间扭转。战斗结束后，游击队缴获十几支长枪，这对一个装备匮乏的小队来说，是了不起的收获。同年秋天，部队改编为独立营，年纪不大的韩先楚被提拔为排长，从此真正站上指挥位置。
后来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再到解放海南岛、抗美援朝，他凭着敢打、会打，落下“旋风将军”的名号。突击速度快，出手干脆，部队一旦交给他，很多人心里反而踏实。
和他一样带着草根味、也同样敢“往前冲”的，就是许世友。许世友1905年出生于河南新县一个贫苦农家，童年同样尝尽辛酸。少年时当过短工，当过学徒，甚至远赴少林寺习武，这让他身上多了一层“硬派”的江湖气。参加红军后，他几乎把自己的命交给了战场。长征、抗日、解放战争，战功累累。
两个脾气都不算温和的人，在战争年代却逐渐形成一种微妙默契。许世友曾不止一次公开说，最佩服的人里，韩先楚一定算一个。“有勇有谋，打仗不要命，天下没有他打不赢的仗。”这种评价，不是客套，是从多年战事里一点点累积出来的认识。
在朝鲜战场，两人一个负责一片，一个统率一路，作战风格各有侧重，却有同样的“硬”：敢提要求，也敢背责任。正因为彼此都清楚对方的斤两，韩先楚才敢拿许世友的烟瘾做文章，许世友也才会在对方面前放下那点“要面子”的强硬，答应赌约。
不得不说，这种以茅台为“筹码”的打赌，在当时环境里并不寻常。战场紧张，物资紧缺，能拿出来的“好酒”实在有限。敢这么说，说明韩先楚心里有数：一来许世友对酒的热爱是真，二来这个人一旦较真，烟还真有可能戒掉。
事实也证明，他赌对了。此后几十年里，许世友再没被人看到抽烟。秘书也好、工作人员也好，都只记得他对酒的一往情深，对烟的绝口不提。
四、一辈子戒不掉的酒和最后那瓶茅台
如果说烟是被一场打赌彻底放下的，那么酒，从头到尾都是许世友性格中难以分离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生活条件逐步好起来，地方接待、参观部队、回访老区，时常少不了酒桌。许世友性情直爽，饮酒量又大，别的酒都喝，真正在他心里留下印记的，却是茅台。
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只要条件允许，他几乎顿顿要来一点酒。上了年纪之后，这个习惯不但没淡，反而愈发“根深蒂固”。成批稿费、津贴发下来，用在衣食上的不多，用来换酒的不少。到了晚年，离开酒桌，他反而不自在。
七十岁以后，身体状况明显走下坡路，肝脏问题逐渐突出。保健医生不得不用“硬办法”：每天定量，只许喝几小杯，多一滴都不行。有人见过这样的场景——饭桌上摆着一个小酒杯，护士站在一旁数着杯数，四杯一到，酒瓶立刻收走。
这一来，许世友心里憋得慌。有次他忍不住劝了一句：“少管一点，让我多喝两口。”医生半点不退，让他“别为难人”，这是组织交代的任务。许世友急了，拍桌子骂人：“你敢抢我的酒瓶子？”可即便火气上来，对方仍旧把瓶子拿走，一点不含糊。
看到这阵势，他索性来“硬”的，趁看护人员不注意，抓起酒瓶就往嘴里灌。那一刹那，倒真像个不服管教的小孩。周围工作人员被吓得不轻，连忙抢下瓶子，生怕喝多出事。从那以后，大家不得不把所有酒锁起来，还专门派人“盯着”。许世友也不服，开始和他们打“游击战”，时不时趁别人乱的时候，从床底、沙发缝里摸出一瓶，抿两口，再悄悄藏好。
一次，他刚从卫生间出来，脸色有点不对劲。医护人员觉得不放心，进去查看，发现角落里挂着一件军大衣。往兜里一摸，一瓶酒凉凉地躺在里面。被当场识破，许世友也只能干笑。毕竟酒已经进肚子，怎么说都“晚了”。
医务人员一次次劝他：“您这身体状况，喝酒就像往身上加毒。”他听完，很少正面对答，有时只丢下一句：“砒霜就砒霜，我抗得住。”话听起来有些玩笑，却也说明了他的态度——为喝酒，他愿意冒险。
随着病情加重，他渐渐不能正常进食，身上浮肿，肝区疼痛折磨着他。昏迷与清醒交替，他每次醒过来，能完整说出的要求之一，就是“把酒拿来”。当然，这时的酒瓶里，早已一滴酒都没有，只是留着茅台的味道。
工作人员把空瓶递上去，他会把瓶身捧在手里，用指腹一点点摩挲，拧开瓶盖，把瓶口凑近鼻尖，深吸几口。那种陶醉感，与其说是喝酒，不如说是在抓住一点属于自己的熟悉感。身体在一点点衰弱，和他一起打拼多年的战友、战马早已离开战场，留下的，只剩这些日常小物。
值得一提的是，茅台在他病情后期，还确实发挥过实际作用。某一次，他因剧烈疼痛烦躁不安，家人用筷子蘸了两三滴茅台，点在他嘴里，整个人很快安静下来。高烧时，他嘴唇肿胀、皲裂，医护人员用消毒水和药膏都试过，效果很有限。后来试着用棉球蘸少量茅台，在嘴唇上轻轻涂抹，既能润泽，又能消毒，效果反倒好一些。他虽然意识模糊，却能条件反射般“砸吧嘴”，好像在细细分辨那一点酒香。
1985年10月22日，许世友在南京去世，享年80岁。按照上级批准，他的遗体被送回大别山老家土葬。这位一生行军打仗无数的老兵，最后选择的归宿，是他熟悉的山岭和泥土。
按照大别山老乡的习俗，灵柩里可以放些随葬之物。那时，他在南京的住处还存着四十多瓶茅台。有人提议，干脆全部陪葬，算是一种“成全”。也有人建议折中，只放一部分。讨论间，妻子田普通人站了出来，明确反对把酒全埋进土里。
她的顾虑很现实：许世友人虽爱酒，却一生节俭，平常对物品极少浪费。把成箱茅台埋进山里，既喝不到，又违背他的性格。这样做，看上去风光，实则不合他过去的做人方式。
最后商量的结果，是放一瓶。象征性地给他留个“念想”，剩下的酒，则分给亲朋故旧。那些曾经和他一起端过碗、一起上过阵的老战友，分到一瓶酒时，大多沉默片刻。有人把酒妥善收藏，有人择日开瓶，敬他一杯。
除了那瓶酒，灵柩里还有一个普通的白玻璃小酒杯。杯子不大，是许世友平日常用的。选择它，不是为了渲染什么寓意，只是顺着他生前的习惯：喝酒要有杯，一杯一口，慢慢入口。
回头再看那场早年的打赌，一瓶茅台换来几十年的戒烟，似乎只是朋友间的一句玩笑，却在许世友漫长的人生里留下清晰印记。烟消失得干干净净，却在一次讲故事中被他主动提起；酒从战时的奢侈品，变成晚年生活里的“常客”，伴着他从指挥部到病床，从军中宴席到大别山的山土。
不抽烟，却离不开酒，这样的矛盾组合，在许世友身上并不显得突兀。反倒像一道截面，把一个老一代军人的性情切开配资股市，露出里面那层倔强、豪爽，以及在漫长战争岁月里养成的硬劲。韩先楚的一句“请喝茅台”，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似乎微不足道，然而对许世友来说，那顿酒不仅喝得尽兴，也让他的晚年少了一样负担，多了一份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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