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戈配资查询之家门户
此外，着眼于后续战事，该总结还从装备、教育（训练）和作战指导方面，提出了几条可供参考性的意见和建议：
（一）装备
远征军之装备已属优良，团以下之近战火力已相当充分，防御力固佳，而攻击尚嫌不足。此次攻击，不得已以单炮配属于营团担任伴随炮兵之任务，足资证明。如欲使部队兼备有攻击力，可以摧坚破锐，应如下装备之：
1、营之装备
（1）步兵连3仍旧；（2）重机枪连仍旧；（3）迫击炮排应取消82（或81）迫击炮，以60迫击炮9门装备之；（4）战防班应改为排，取消战防枪（重而无用），以战防筒6具装备之；（5）增设榴弹炮排（以山炮2门编成之）；（6）增设通信排，有无线话装备之；（7）增设输送连，负担战斗行李及日用行李之任务。
2、团之装备
（1）步兵营3仍旧；（2）高射机枪连仍旧；（3）迫击炮连应以82迫击炮6门编成之；（4）通信排应增加无线电改编为连；（5）增设伴随炮兵连（以山炮4门编成之）；（6）驮载输送连仍旧；（7）卫生队仍旧。
3、师之装备
（1）步兵团3仍旧；（2）搜索连仍旧；（3）增设山炮1营；（4）工兵连仍旧；（5）通信连仍旧；（6）输送连增加1连，改为输送营；（7）卫生队仍旧；（8）特务连仍旧；（9）防毒连仍旧。
4、军之装备
（1）步兵师3仍旧；（2）搜索营仍旧；（3）炮兵营应扩编为团，在山地部队以山炮3营、重炮1营（十五榴2连、十加1连）编成之；
（4）工兵营仍旧；（5）通信营仍旧；（6）增设高射炮（枪）营；
（7）辎重团仍旧；（8）增设汽车营；（9）野战医院仍旧；
（10）特务营应扩编为3连，则以在国外作战为尤然；（11）战防炮营仍旧。
以上之增编似有增加国家负担之嫌，惟作战旷日持久、失城丧地，其损失为尤甚也。
（二）教育
美方之教育，偏重武器性能及技术上之使用，对于战斗战术上之运用多付阙如。经考查其担任教育之军官，亦多缺乏此种学识，诚不可不注意也。
（三）作战指导
1、攻击准备
凡阵地攻击均须行攻击之准备，尤对坚固阵地之攻击为甚。为状况上之要求缩短攻击准备之时间者有之，其准备之事项概如下：
（1）各级地形之侦察各级各兵种敌情之搜索；（2）弹药之屯备；（3）围攻器材之准备；（4）攻击之部署。
基上述之四项，再考查此次之围攻战经过即知，如其一项准备不周，鲜有不遭挫败者，不惟其兵员损失重大，而且旷日持久，与原来企图相违，更知限时限日之攻击，非计也。
2、弹药之屯备
对于阵地之攻击，国军尚少经验。本军此次对松山战斗使用之弹药，常引起一般非议或惊奇，兹将经验之概数列于后以为参考。
惟松山阵地，其利用之地形姑置不论，其工事虽不属要塞工程，其强度非野战重炮命中所能彻底破坏者，既无空军予以软化之轰炸，又无中型以上战车作为步兵之诱导，全凭思想及技术克服诸种困难，始得以奏功也。
以一个步兵团山炮12门、战防炮4门，担任敌一个堡垒阵地之攻击，正面幅约200余公尺；重武器均使用，步枪兵仅使用200人，使用弹药概数如下：
弹种 团内保有数 攻击前请补数 攻击后请补数
步枪弹 20000 50000 50000
冲锋枪弹 20000 200
60迫击炮弹 200 600 600
81/82迫击炮弹 400 400
手榴弹 300 600 600
战防炮弹 200 600 400
山炮弹 1500 1500
攻击前对敌阵地之软化破坏射击，于滚龙坡地区前后共用山炮弹6000余发。
3、攻击精神之使用
攻击精神为发扬战力之基础条件固属定论，惟指挥者欲使攻击精神发扬光大，尤赖于各级指挥官巧妙之部署，使其发挥无余，始无遗憾。否则不着眼于战术之运用，仅依赖于攻击精神，纵战胜敌人，其伤亡之重，恐非想象所及。即便能立时做人员上之补充，因训练、人事及经验诸条件之影响，终难恢复如前之战力。故指挥官之地位愈高，偏重于战术上之运用愈大，为统帅者不可不慎。
4、兵员伤亡制度
在日本，其师团伤亡人数达全师团人数１/3，即为极端惨重，多抽至后方重新加以整顿充实之。考其原因，伤亡达1/3，即步枪兵已伤亡殆尽，部队无突击能力矣。
国军步枪兵，因人员之补充不易，疾病者较多，故步枪兵每不能达编制上之比例数。
在步兵营约占其人员之半数，在步兵团约占3/8，在师约占9/32，概相等于1/4（1/3.5）。即师之伤亡数于达1/4，不能作人员上之补充，尚可于重武器人员抽选一部作为班长编成队伍；如超过1/4，其班长之抽选亦属困难矣。
军之伤亡每师达1/2，干部伤亡殆尽。目下各长官均在人员上做努力之补充，欲恢复其战力与以前相等，实成绝大之问题矣。
5、防御仅可作时间上之要求，不能作无期限之固守
敌松山阵地地形之利用，工事之强度，以尽人事上最大之能事，并以敌战斗意志之坚强作持久固守之计。国军素质教育均不如敌，仍有攻陷之一日，此证明之防御绝难作无期限之固守也明矣。
最后，第8军参谋人员乐观地归纳说，若当初注意到了以上经验教训，从各方面切实加以改进，在战斗中做到：敌情判断不出大错，作战指导甚切机宜，兵力使用适当，攻击准备完善，先以空军投大量重磅炸弹软化日军阵地，再以炮兵实施精确打击破坏，而后以中型战车引导步兵冲击，那么，松山战役十余天就可以结束。再用之克龙陵、出腊戍，战略上与经济上所获之利益，较之增补弹药及军队之保养所付之代价，不知道要超过多少倍。
当然，这是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反观了，且带有空想成分。比如，反攻滇西难就难在松山切断滇缅公路，仅粮弹补给不足即造成龙陵'得而复失'，即使东岸真的有'中型战车'这一堡垒攻坚的利器，如何能过得了怒江？
2002年，军史专家郭汝瑰（曾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第22兵团司令）、黄玉章在其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作战史》中，充分肯定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作战胜利的巨大价值，认为这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唯一的一次获得彻底胜利的大规模进攻作战'，而随后与中国驻印军并肩作战歼灭缅甸日军，更是'自甲午战争以来第一次援助盟邦进入异邦国土作战并获得胜利的一次大规模作战'。
同时，他们认为滇西反攻作战远征军伤亡过大，其原因主要是各级指挥官的失误造成的。即，绝大多数指挥官缺乏指挥攻坚作战的能力。战前既不对日军的防御工事进行认真的侦察和对部队实施攻坚战斗的训练，临战时又不善于运用炮兵、火箭筒及火焰喷射器等兵器协同攻坚的战术，也不重视进攻筑城的运用，只知指挥士兵盲目硬拼。尤其是'对松山、龙陵、腾冲、平戛等据点围攻时，伤亡竟达日军五倍之多'，就是盲目硬拼的结果。
话虽显得苛刻了一些，但回顾松山攻坚的整个过程，还是颇感中肯。兵法云：'预则立，不预则废'、'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逐次投入松山战场的第71军、第8军的近10个团，哪一个不是匆匆上阵，'摸着石头过河'？在那样的'添油式'用兵和'车轮战'中，哪支部队均无暇及时总结经验，并将经验遗留给友军，以士兵的生命重复'交学费'实在是太多了。
据远征军参谋长萧毅肃的儿子萧慧麟所写的《萧毅肃将军轶事》披露，因'松山工事坚固，士兵伤兵惨重，部队长滥用职权施以重压，盲目驱赶士兵冲锋送死，以致士兵被迫逃走，甚至有整排人一齐逃亡。'这样的内情，恐怕是第8军的指挥官和参谋们在编纂战史时也不愿意面对的事实了。
写作本书中，笔者心里有一份好奇：中国人民解放军有没有研究总结过松山战役？一份意外的收藏所得，让这个疑问得到了肯定的回答：笔者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淘到了一件196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训练研究部外军教研室编印的小册子《日军战术特点》，这份标有'秘密'字样的军内文件中，分析总结了日军战术的主要原则、进攻和防御战斗的特点，而其主要依据则是抗战时期的日军战史。
而对日军防御战斗所解析的经典战例，就是1944年的松山战役，并附有特别绘制的《日寇松山（云南省）防御阵地（据点群）要图》、《松山据点编成要图》。笔者将其中对日军防御战术特点的总结概括，与吴致皋、第8军司令部参谋处编撰的战史比照，发现无论是分析和概括都要更加精当深入。
比如，该总结指出日军防御阵地通常按照警戒阵地、主要阵地、预备队阵地、炮兵阵地四个层次编成；选择阵地时首先强调利用地形，并要求阵地高度隐蔽并能支持独立的'环形'防御；即便是最小部队、最仓促条件下的防御，亦必须'不惜劳力'构筑坚强的工事，而不必考虑利用之久暂，认为'缺乏工事的防御就等于丧失了防御的利益'。
又比如，指出日军在防御中特别重视'反冲击'（即逆袭）战术的运用，有将'攻势'寓于防御的辩证思想。特别是在山地防御中，担负反冲击的预备队兵力配置优于扼守一线的第一梯队；反冲击时机多选夜间浓雾大雨或攻击者立足未稳，甚至有时故意自阵地向后撤回，以火力覆盖撤离阵地予敌猛烈杀伤，而后猛烈反冲击……这些战术细节都是国军方面的总结中认识不甚清晰的。
联想到对日军松山阵地的'解剖'，及滚龙坡、子高地、3号高地的战斗实况，令人由衷地感到人民解放军对于战术问题的细腻与透彻，虽然这场战役并非由解放军所亲历。1962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即为刘伯承元帅创办的南京军事学院的辉煌时期，其时人民解放军军事学术视野之宽阔、探索之深入，真令人心生无限感慨和敬仰。笔者相信，这些研究成果必定融会在了此后的历次反侵略卫国战争的胜利实践之中。
松山战役已过去64年。由于特定的政治气候造成的宣传普及不力，这段历史一直不为公众所熟悉，对其深入的研究，主要在少数军事专家、军事爱好者圈子内进行。作为前车之鉴的战史经验，除了其精神层面的意义，更重要的价值也许是让后来的军队汲取致胜之道，避免重蹈覆辙，毕竟这是用无数军人生命和鲜血换取的。不管出于何种目的的遮蔽，都是一个民族自省能力和进步希望的缺失。
在这个意义上，那种仅囿于'自家经验'，为了宣扬光荣军史的自说自话式的研究，就显得非常狭隘和可笑了。在这个意义上，应该确立一个观念：战术研究应无'禁区'。
松山战役远征军主要将领的最后归宿
1943年至1944年，著名历史学家、曾任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郑洞国副官的黄仁宇，在缅北战场上为重庆《大公报》等报刊写下了一系列战地通讯，后来编成其平生第一本著作《缅北之战》。
他在书中曾表达过一个写作上的'定见'和'癖好'：希望将关注视线聚焦于营以下部队的行动。相对于所谓'统帅部真实'，他更关心'战壕真实'。在这种写作理念里，流露出一种军旅之中难得的'民间'意识和'草根'情怀，使笔者一直心有戚戚焉。作为以'微观战史'写作为追求的笔者，在翻检松山战役史料时，也总是对在第一线冲锋陷阵的团长、营长及以下官兵的事迹倾注了更多感情，也更希望能惊喜地看到他们在抗战胜利后幸存、在此后爆发的内战中有个善终。
遗憾的是，历史的舞台上总是官位高的当主角，我所寻找的人物多半都成了没有名字或者仅留下名字的'跑龙套'者。据品野实在其《异国的鬼——中日拉孟决战揭秘》中披露，日军松山阵亡者有一个完整的名单，包括每一个士兵；但笔者却只能无奈地将远征军营以下官兵的名单全部省略掉了，虽然抄录下他们全部的名字也用不了几页纸。
'战场失踪者'这一概念的潜台词，是统计学上的'糊涂账'。对军人而言，没有什么比这个概念更具杀伤力。'无名烈士'这个由此引伸出的概念，对于一个具备统计能力的体制来说，也是一种反讽。
正如电影《集结号》中那位主人公连长谷子地面对墓碑时的悲鸣：'生下来爹妈都给起了名字，怎么就无名了呢？'在这个问题上，狭隘的'唯物论'将遭到有良知的人们的谴责。'人死如灯灭'，'化作一缕青烟飘走了'，请不要对牺牲者说这样残酷的话。否则，何谓英名不朽？何谓精神常驻？
基于这样的心情，我将在松山这个舞台上出演了民族解放战争雄浑大剧的主要人物名单列举如下，并简要交代他们后来的'结局'。事实上，对他们中的很多人而言，松山这一页翻过，其后的人生经历已无足观。
如果说，松山九十天的浴血奋战决定了他们人生价值的'峰值'，想必他们自己也是认可的。在战争中的他们未必有暇想到青史留名，现在，后辈人有责任以铭记的方式来表达对于这样一种历史价值的肯定：
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滇西战役后再度失去兵权，被任命为中国陆军副总司令这一虚职，未到任。1948年1月，又被蒋介石起用为东北'剿总'总司令兼东北行辕代主任赴辽沈战场救急，然未能挽回东北败局。蒋介石诿过于他，将他撤职，软禁于南京。
1949年初摆脱特务监视，秘密出走香港。新中国成立时，曾致电毛泽东表示祝贺。1955年回国，后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等职，被毛泽东称誉为'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1960年因病去世。
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参谋长萧毅肃（陆大特别班第2期），1944年12月任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于抗战胜利后在芷江、南京主持与在华日军洽降、受降事宜。1949年12月赴台湾，任台湾国民党军副参谋总长等职。1975年病逝于台北荣民医院。
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黄埔第1期、陆大将官班甲级第1期），后任'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主任。1949年12月在大渡河畔被解放军俘虏，过了10年战犯生活后，被特赦。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委。1993年在美国去世。
第71军军长钟彬（黄埔第1期、陆大正则班第9期），后任'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14兵团司令。1949年9月在川东被解放军俘虏，12月底在北京景山关押学习改造，因心理压力过大，在外出劳动时跳崖自杀。
新28师师长刘又军，不详。
新28师副师长王治熙（黄埔第6期），后任第6编练司令部少将高参。1949年12月在云南昆明参加起义。
第82团团长黄文徽（黄埔第6期），后任新8军第88师师长。1948年10月在辽沈战役中于锦州被解放军俘虏。
第83团团长董惠（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第7期），后任第118军第54师师长。1949年12月在四川郫县参加起义。
第84团团长鲁岂愚，不详。
第6军新39师第117团团长江望山，不详。
第8军军长何绍周（黄埔第1期、陆大正则班第10期），后任第19兵团司令。1949年12月贵州解放前夕脱离部队去往香港、巴西经商，1976年在美国去世。
第8军副军长李弥（黄埔第4期），1948年任第13兵团司令。于淮海战场奉命掩护黄百韬第7兵团突围未果，不久第13兵团亦被解放军包围于陈官庄而全军覆没。
李弥示意所部第9军第3师师长周藩（即松山战役中的荣2团团长）走出掩蔽部投降，自己化装成负伤士兵乘乱逃脱。
蒋介石重建第13兵团，仍任命李弥为司令并兼第8军军长。后改任第6编练司令部司令，开入云南。卢汉率部起义后，李弥等被扣。为解除国民党军对昆明的围困，卢汉将李弥放回。
但李弥离昆后，即与陆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汤尧商议，将部队撤到滇南的开远、蒙自一带，企图卷土重来。
1950年1月，李弥奉召去台湾。9月，蒋介石派李弥到缅甸北部，纠集外逃残部和部分土匪，组成'反共抗俄救国军滇南边区第一纵队'。12月，李弥被委任为'云南省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
1951年5月至7月，在美国的支持下，李弥率逃缅国民党军两次窜扰云南边境，均遭人民解放军痛击。1953年1月，在缅国民党军残部改称'云南反共救国军游击总部'，还与缅甸的反政府军相勾结。缅甸政府忍无可忍，对李弥残部进行军事围剿；同时向联合国提出控诉。台湾国民党政府以玩弄花招相对付，将李弥残部改为'东南亚自由人民反共联军'。同年底至1954年，李弥率残部陆续撤往台湾。1973年在台湾去世。
第103师师长熊绶春（黄埔第3期），后任第14军军长，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包围于双堆集，在其黄埔学长、解放军中野四纵司令员陈赓争取下欲行起义，因第12兵团副司令胡琏严密监视而迟疑不决，于1948年12月11日在解放军总攻中殒命。
第103师副师长郭惠苍（陆大特别班第2期），后任第92军第21师师长，1947年10月在东北战场被解放军俘虏。
第82师师长王伯勋（陆大特别班第6期），后任第19兵团副司令；
第8军参谋长梁筱斋，后任第19兵团参谋长；
第82师副师长王景渊（中央军校高教班第4期），后任第49军军长；
第309团团长陈永思（中央军校高教班第3期），后任第249师师长；
第309团代理团长王光炜（黄埔第7期），后任第328师副师长；
第308团团长文安庆，后任第327师副师长，均于1949年12月在贵州普安、金沙等地举行起义。
第245团团长曾元三（中央军校洛阳军官训练班），后任第39军第103师师长，第307团副团长陈一匡（黄埔第10期），后任第39军第103师副师长，于1949年10月率部在广东三水举行起义。
第246团团长田仲达（黄埔第6期），后任第9军副军长兼第3师师长，1950年1月在云南建水起义。
第307团团长程鹏，后任第39军军长，于1949年10月下旬率残部经海南岛撤往台湾。
荣3团团长赵发毕（黄埔第9期）配资查询之家门户，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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